“小政府，大社会”的尺度

　　政治全能主义，在中国已没有市场。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其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建立“权小责大”的政府已成为共识。一方面，政府要懂得放权，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使民众获得更多创造财富、享受生活的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勤劳奋斗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政府需承担民生责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底层人民提供生活保障，保证他们享有一定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权利。

　　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大包大揽，其承担的角色不但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和裁判员。政治全能是“致命的自负”。中国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松绑，改革循序渐进并盘根错节，前一阶段的改革中孕育着后一阶段改革的萌芽，而后一阶段的改革，又继承着前一阶段改革的成果。随着如此不断充满新意的循环往复，中国经济活力得以释放，各种性质的经济力量及组织均得到极大发展。

　　自1978年实施改革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松绑。制度松绑打破了政治全能的格局，大批经济组织独立出来，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的手得到良性配置，政府的角色逐渐向仲裁者、服务者等角色回归。

　　中央将经济与政治的决策权下放，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制度看不见，摸不着，但也有成本。制度经济学以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深化作为判断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经济良性运行的前提，是具备比较条件的经济能够彼此开放、竞争，各种产品与要素自由流动。一旦产品与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人们的技能与工作热情就会大幅削弱。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消除了产品和要素交易的壁垒，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