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顺是一片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说它古老，是因为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不二门遗址和莲蓬三丘田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点；说它年轻，是因为每当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里总会迸发出最炽热的血性与最昂扬的斗志。从明代嘉靖年间的抗倭大捷，到20世纪中华民族14年全面抗战的烽火硝烟，永顺儿女跨越4个世纪，把“保家卫国”四个字刻进了自己的骨血。

一、王江泾大捷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腊月二十九，永顺老司城红灯高挂、牛角号鸣，18岁的土司彭翼南率3000土兵沿司河顺流而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建制、成规模的少数民族部队远赴东南沿海抗倭。次年五月初一，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一战，大破倭寇，歼敌1900余众，史称“王江泾大捷”。《明史》评价此战是“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明实录》称此役为“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时任苏松副总兵、指挥王江泾之战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在《王江泾之捷》中坦言：“此举成功，实由永顺之兵首破贼锋所致也。”《清史稿》称，“湖广士兵，永顺为上，保靖次之，其兵甚强。”“东南战功第一”的雷霆之声震撼了昏聩的明廷，也骄傲了世代永顺儿女。

王江泾大捷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场胜利，更是一种“子孙永享”的精神基因：国家有难，永顺必出兵；土兵善战，更善团结；少年出阵，血性担当。

370年后，当卢沟桥的炮声再一次撕裂夜空，这种精神基因被全面激活，成为永顺儿女共赴国难的内在动力。

二、两条路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永顺虽深处内陆，却迅速感应到民族危机。土司后裔、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贫苦农民，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了两条路线：

一条是“建设救国”。1935年，国民政府决定抢筑湘川公路，打通粤汉、湘桂线通向西南大后方的咽喉。矮寨坡路段地势之险，被外国专家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永顺毛坝人彭静白临危受命，出任湘川公路副总工程师，率土家、苗、汉各族民工2万余人，凿崖炸石，鏖战18个月，终于在1936年9月全线通车。这条生命线在9年时间中从未被日军切断，被誉为“炸不断的钢铁大动脉”。

一条是“武装斗争”。1934—1935年间，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永顺青年成批参加红军。开国少将彭飞就是这一时期加入红军的，后来随八路军120师转战晋西北。可以说，永顺人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同时埋下了火种。

三、从浏行到延安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永顺籍营长汪援华率15师89团2营死守上海近郊浏行。面对日军坦克，他腰束手榴弹滚入履带之下，炸毁敌坦克2辆，自己腹部中弹、肠子外溢。国民党《中央日报》以“湘西营长肉弹破敌”为题连续报道。伤愈后，汪援华升任73军暂5师副师长，率部在湘赣鄂边区九岭山、幕阜山与日军鏖战7年，直至抗战胜利。

1937年，常德中学女生永顺县高坪西米人胡曼君（后改名胡翼）与6位同学结伴，从常德搭小汽轮到武汉，再转火车、卡车，千里奔赴延安，成为卢沟桥事变后永顺去延安第一人。在延安，她们唱起《松花江上》，把湘西少女的清脆嗓音汇入延河之畔的抗日大合唱。胡翼后来长期从事民运与妇女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随军南下，又回到湘西故土。

还有更多的名字值得记住：

列夕乡农车村彭占先，1938年6月在江西武宁与日军巷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列夕乡小溪村吕伯坚，1939年3月在江西武宁金鸡山死守阵地，腹破肠出仍大呼杀敌，牺牲时32岁。

高坪那丘村向敏思，从淞沪血战到衡阳鏖兵，七次负伤，三次擢升，最终率国民革命军98师死守桂林隘字山，弹尽粮绝仍死战不退。

1937年10月，国民革命军73军15师师长汪之斌（永顺县长官乡长官寨人）率部守卫上海浏行，与日军苦战月余。1938年7月，他率部参加武汉会战，于庐山金轮峰设伏重创日军106师团。1941年，日军集中4个师团进攻长沙，汪之斌率15师横渡湘江支援守卫长沙的第10军，长沙转危为安。1943年2月上旬，日军强攻衡阳，73军军长汪之斌率部日夜兼程前往救援，在华容晋家渡与日军遭遇，一举攻占高桥。后又在七里峰、黑山铺、五峰岭一带辗转苦战4个多月，歼灭日军1000余人。8—11月，汪之斌率73军驻防石门、临澧、津市、慈利一带，击退日军向湘西进犯的企图。

……

据不完全统计，仅永顺一县在抗战中直接阵亡的将士就超过2800人，负伤致残者不计其数。可以说，永顺的每一座山岗、每一条溪流，都埋着忠骨；每一个村寨、每一户吊脚楼，都传颂着“倭寇未灭，何以家为”的壮歌。

四、雪峰山大捷

1945年4月，日军集结8万兵力，由坂西一良指挥，分三路进攻湘西，企图夺取芷江机场，摧毁中美空军基地。这是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战略进攻，湘西瞬间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

永顺新寨弄塔人王时，时任芷（江）绥（宁）师管区中将司令，奉命统筹湘西、黔东、桂北20余县的兵员、粮秣与民夫。在短短20天内，他征调永顺、保靖、龙山等地土家、苗、汉各族民夫1.2万人，肩挑背负，日夜抢筑雪峰山防线200余里。4月30日至6月7日，雪峰山会战（又名湘西会战）历时38天，中日双方投入兵力20余万。国民革命军永顺籍官兵分布在73军、74军、100军、18军等各个主力部队。向敏思98师残部死守隘字山，王时指挥地方团队侧击武冈，汪援华率暂5师断敌后路。最终，日军被歼2.7万余人，雪峰山会战成为中国正面战场“最后一战”的胜利。

芷江受降纪念坊（2023年）  彭治顺  摄

会战结束那天，王时在芷江机场对官兵说：“3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浙江王江泾打败了倭寇。今天，我们在自家门口打败了日寇。湘西的山作证，永顺儿女的血没有白流！”1945年8月21日至23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芷 芷江受降纪念坊（2023年） 彭治顺 摄   江举行。

五、精神遗产

永顺县土家族每年除夕提前一天“过赶年”，相传这是当年土司彭翼南为抗倭而提前出征形成的习俗。每逢赶年，永顺人上午送亮祭祖，下午祭旗：一面是“土王旗”，一面是“帅”字旗，一面是五星红旗。

祭旗仪式由最年长者主持，三碗包谷烧酒，一碗敬天，一碗敬地，一碗敬为国尽忠的历代先人。孩子们围在篝火旁听老人讲王江泾大捷、矮寨天路、雪峰山堵口的故事。

这种把家国情怀嵌入民俗的仪式，使永顺的抗战记忆不仅停留在书本与纪念碑上，而是活在炊烟与牛角号里。也正因此，永顺在和平年代依旧能向国家输送优质兵员：对越自卫还击战、1998抗洪、2008汶川地震……每一次国家召唤，永顺人都会用“赶年”的急促节奏集结出征。

六、司河作证

从1555年王江泾大捷到1945年雪峰山会战，永顺儿女跨越390年，把“保家卫国”写进族谱、刻进墓碑、唱进山歌。

今天，当我们站在老司城的残垣上俯瞰司河，河水依旧清冽；当我们登上矮寨坡的公路奇观，云雾依旧翻涌；当我们走进芷江受降纪念馆，阳光依旧照在“和平永奠”四个大字上——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没有哪一段和平是理所当然，没有哪一寸山河不浸染鲜血。

永顺，一个地处湘西腹地的千年土司故地，用四百年不灭的烽火告诉世界：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每到危亡关头，总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挺身而出。而永顺儿女，就是这些普通人中最坚定的一群。

群山回响，司河作证！